王建勋：保守主义早就该出现了 - 新京报?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认为，过去的知识分子普遍喜欢革命或激进变革，渴望改造社会，痛恨传统和道德束缚，沉迷于人道主义，致力于消除世界苦难。近年来，随着相关著作的出版​​，保守主义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不仅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普通读者。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激进主义的危险以及传统、习俗、实践和经验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治温和是终极美德；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个只知道打破常规而不知道如何拉拢保守派的国家无法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因为海滩上无法建造高楼大厦。以下是摘录自经出版商许可的《谨慎是一种美德》的序言。原标题是《保守主义早已不复存在》。 《审慎是一种美德》 作者：王建勋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11月以来，清末以来，中国人民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西学东渐”蔚然成风。欧美各种思潮和学说涌入中国并竞相涌现，如达尔文主义、进步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科学主义等，但保守主义并不存在。或者，至少可以说，与中国其他一些思潮或理论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保守主义还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甚至在知识界也没有受到关注。在政府腐败、人民水深火热、列强包围的时候，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国家即将灭亡，物种即将毁灭，谁来提倡或支持保守主义？保守主义的市场在哪里？那时，人们要的是“改革加强”，“改造新旧现代”，或者“摧毁旧世界，开创新世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旧世界”是万恶之源，内忧外患。因此，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出路就是摧毁它，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保守主义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人们认为没有什么旧的东西值得保守主义，一切都应该被扔进垃圾桶。在这种背景下，保守主义受到冷遇也就不足为奇了。无论是理性主义、进步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都让人觉得自己更适合中国，更适合需要改变世界、重新开始的中国。如果我们看一下a，这一点可能会很明显“西学东传”的学术成就。比如严复堪称“西学东传”第一人。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的演化论》、斯密的《原始财富》、密尔的《论群体权利的界限》、斯宾塞的《群体的学习》、《法律的意志》等八部西方经典著作，对近代中国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著作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作。但严复并没有选择任何代表保守主义的作品。事实上，保守派经典著作——伯克的《论法国大革命》（又译为《法国大革命的反击》）、《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或《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得到完整的中文译本。严复译赫胥黎的《论天道演化论》。同时，被誉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顾问”的卢梭的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他的思想在中国不断传播。 1902年，他的《社会契约论》（后译为《鲁索民事契约论》）有了中译本，1918年又有译本（马君武译《鲁索民事契约论全本》）。后者多次重印并广泛流传。而且，许多知名人士都撰写文章和书籍来介绍卢梭的思想。例如，梁启超1901年在《清异报》上发表《卢梭研究》，赞扬他主张自由平等，并称该文：“改变中国专制政权最短、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达到卢梭想要的国家。”又如，2002年19日，一位评论家在《苏报》上写道：“今天，卢梭的《论公民盟约》将以猛烈而有力的方式问世，它来自于东方！我们党的爱国人士纷纷立起火把高举，表达喜悦，迎接万岁的呐喊。”1903年，以“革命军”闻名的邹容称赞卢梭哲学是革命的“精神良药”和“财富处方”。卢梭被认为是“世界第一民主大师”，他的理论被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药方，有趣的是，为了证明卢梭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刘师培和林燮发表了《中国民事契约论的本质》，指出中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支持社会契约论，甚至遇到了“中国版”。卢梭”——t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在“改革”与“革命”竞赛的背景下，“革命”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社会变革的一个例子。各大报刊用大量篇幅宣传和歌颂法国大革命。邹容称赞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天地合一的革命，一场消灭腐败、保存德行的革命，一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革命，一场消灭奴隶成为主人的革命。人人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百姓，使人人享有平等自由的愿望。”孙中山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民权胜利的象征。联盟自成立以来，以法国大革命为榜样，高举旗帜前进。f“自由、平等、博爱”。在他们看来，大革命前法国的情况与当时的中国非常相似，都是“不平等的、不平等的”。因此，中国应该效仿法国进行革命。而且，革命一旦成功，中国堪称“世界各国的典范”。当时的留日学生充满了革命思想，痴迷于自由、平等、人权理论。他们都期盼像卢梭（卢梭）、弗鲁特（伏尔泰）、华盛顿、丹东（丹东）、罗伯斯比（罗伯斯庇尔）这样的伟人。”虽然改良派认为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新的专制和社会动乱可能会出现，但改良派最终还是被革命派打败了。袁世凯宣布称帝，证明1911年的革命只是一场政治革命。革命，但支持的思想和概念专制制度仍然根植于中国人的头脑中，专制制度积累的文化仍然不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因此，只有改变这种旧文化，建立新文化，才能避免专制制度的出现。在这种认识下，一些知识精英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宣扬韦尔纳库革命和文学，宣扬民主（“G.德”）和科学（“G.赛”），推动个人从旧思想和旧习俗中解放出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上撰文宣扬年轻人应具备的六种精神：独立而不是奴隶；进步而非保守；进取而不是隐居；世俗而不是思想封闭；实用而不是不寻常；科学而不是想象力。 《新青年》。 “进步”“科学”“民主”成为重要这些观念统治了下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意味着倒退，现在比过去更好，未来会比现在更好、更令人向往。科技的发展给了人们无限的进步信心，而且，在很多人看来，物质的进步必然带来精神、道德的进步。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态度达到了崇拜的程度。胡适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词在中国几乎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人们理解与否，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良派，都没有意思向他表达赞同或蔑视。1920年就是‘形而上学’的典型例子，而他本人则被嘲笑为‘形而上学鬼’。这场大论战以‘科学’和‘科学主义’的胜利而结束，而大多数知识分子l 人物：赫胥黎和杜威先生。赫胥黎教会了我如何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和不信任任何事物。杜威教会我如何思考，教会我永远考虑当前的问题，教会我把所有的理论理想都视为已经被证明的假设，教会我永远考虑我的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让我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本质和作用……“杜威的思想不仅通过他的学生传播到中国，他本人也在1919年访问中国，并在全国各地讲学。他的实验主义（实用主义）、进步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传播到大江南北，获得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知识界，当时中国知识界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等思想十分流行。并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普通读者。胆怯和绝望；各种意识形态的根源都是意识形态的崇拜者，成为学者与武士结合的狂热分子；超越。他们沉迷于一种“神圣意念”——卢梭的“田园想象”。他们对人性相当乐观，相信存在一个理想或完美的社会，并用它来揭露黑暗、批判现实。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运作和计划的运作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希望致力于普遍原则、宏大的想象力以及对社会秩序的无意识理解。他们想要宣扬一些遥远的理想，热衷于抽象的理论建构，热衷于乌托邦。重建整个社会的想象力比旨在逐步改善现有社会秩序的务实计划对知识分子更有吸引力。而且，知识分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认为自己的知识超越别人。ds 公众的。他们相信自己的良心不会让他们受到既得利益的影响。他们喜欢用所谓令人兴奋的计划和蓝图来吸引注意力并获得支持，即使结果是灾难性的。当然，上个世纪左右，不存在有保守倾向的知识分子。例如，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梁启超就表达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态度，反对中国重蹈覆辙。梁启超还注意到英美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主要区别。说：“英国大革命后，立宪政府成立，人民工业突飞猛进，国家威望大为提高。法国大革命后，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时期，用鲜血保存着其民族历史，做着千百年来所闻所闻的事”。然而，英国式改革的声音很快就被法国式革命的呼声所淹没。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些知识分子强调保守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即被称为“文化保守派”的“学衡派”。它以吴宓、梅光地、胡先素、刘以正等为代表，以《学衡》杂志为阵地，其目的是这些学者深受美国保守派的喜爱，受人文主义思想家白壁德的影响，翻译和介绍了孔子的一些著作，被认为是人文主义的先驱，宣扬“儒家的根本精神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个这可能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大规模引入保守主义思想。然而，学衡派只存在了十年左右，主要倡导文化保守主义来处理政治、经济等领域。《学衡》杂志。总而言之，自清末强迫国家开放以来，保守主义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保守主义鼻祖伯克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直到今天才问世。 1998年，这部经典原著出版后近两个世纪，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只有三五本（三本关于美国、自由与传统的书，以及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副刊），但近两三十年来，许多保守派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甚至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保守派著作的研究论文。《圣文集》、《论美国民主》、《旧政权与革命》等广为人知，就连一些在华人世界相对不为人知的保守派理论家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如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的《政治理性主义》、罗杰·斯克鲁顿的《保守主义的意义》，以及罗杰派领袖拉塞尔·柯克、美国战后保守运动的领袖拉塞尔·柯克。柯克的《保守派》小威廉·F·巴克利的《思想》和《美国秩序的基础》、《耶鲁大学的上帝与人》。随着这些著作的出版以及相关的介绍和研究，保守主义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不仅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普通读者。相对于其他一些政治哲学或政治传统，保守主义来得晚，晚了近一个世纪。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激进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激进主义的危害。是现实在法国大革命的摧残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英国式的改革优于法国式的革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习俗、技能、经验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治上的审慎是主要美德。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守主义并不自满，拒绝改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适度、渐进、局部的改革可以带来高效的政治体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个只知道破坏而不知道保守的国家无法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就像海滩上无法建造高楼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有些人可能认为，在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保守主义是合适的，而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保守主义就没有立足之地，因为那里没有保守主义的价值。必须要说的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涉及一个国家作为单一整体的传统。事实上，任何国家的传统都是由不同的元素组成的，这些元素之间可能存在一些紧张或冲突。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伟大传统是由无数的小传统组成的。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大的自由传统，也往往有小的自由传统。人们只要善于观察，具有剥茧的敏感度，就能发现自由的小传统。这些小传统也许像涓涓细流，不被人注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窍门慢慢汇聚、融合，就会成为强大的支流，最终形成一条大河，甚至一片汪洋。自由是不断积累和保守的产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一次性实现独立。英国或许也不是保守主义最常见的例子。从英国的角度来说看来，他们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就已经有了一些自由的小传统，尽管外人可能认为野蛮黑暗的中世纪是没有自由的。诺曼征服后，英国人被迫做出一些改变，但他们古老的自由观念并没有消失。 1215年，约翰国王试图征税时，违反了未经纳税人同意不纳税的古老原则，引发了贵族的反抗，并迫使他们签署了《大宪章》。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份伟大的宪章重申了他们古老的自由——从远古时代开始，从一个无人知晓的时代开始，人们就享有自由，因为那是一个超越记忆、无法定义的时代。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大宪章时期英国人享有的自由是有限的。然而，英国人并没有因为这些自由受到限制而否认这些自由，并要求它们开始。更何况当时的很多自由都只是特权或贵族的自由。不过，英国人并没有因为他们是贵族而拒绝他们，因为人类历史上自由的实现是某些群体特权扩张的产物，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所有人都突然同时获得了自由。例如，言论自由被认为是当今所有国家的基本权利，但在18世纪之前只是英国议会议员的特权，即议会议员不能因言论而受到弹劾。后来，它成为普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大宪章。即使在大宪章之后，英国人的自由仍然受到限制，甚至有时，例如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期间，他们的自由也受到压制或侵犯。然而，英国人仍然依靠保守的方式来争取和积累独立。虽然他们处决了查理一世，但他们很快发现这并不是明智之举。他们很快吸取了教训，恢复了君主制，继续走改革之路。 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常常被视为英国独立的象征。事实上，英国人并没有获得新的自由，而是重申了他们已经享有的自由。此外，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些自由仍然受到限制。例如，普通公民仍然没有言论自由，很少有人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然而，英国人并没有否认这些自由，而是选择了激进的方法。相反，他们小心翼翼地保留了这些自由，并在此基础上慢慢建立起来。 1688年之后，英国人花了很长时间，甚至几个世纪，才获得了人们今天谈论的自由。 E.galas，妇女在新世纪初期并没有获得政治自由——投票权。二十世纪。纵观英国历史，我们发现获得独立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保守和积累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潮起潮落的过程。英国人之所以获得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只要我们比较一下法国，这一点就很清楚了。至少在中世纪，法国人在自由方面与英国人没有什么不同。比如，当时的英国和法国，未经纳税人同意不纳税是一项基本原则；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实行君主立宪制（有限君主制）。然而，法国人并没有保持独立。进入近代早期后，法国国王变得更加强大和集中，走向专制统治。然而，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即使在革命前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法国，即二十世纪中期，17世纪，法国人仍然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地方自治和市镇自由没有丧失，司法机构基本上是独立的。不幸的是，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和财政状况的恶化，法国人于1789年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决心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法国”。尽管这是革命者眼中的最后手段或唯一选择，但革命的结果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法国人不但没有获得“自由、平等、博爱”，反而遭受了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和拿破仑的军事独裁。而且，大革命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法国长期处于动乱之中。有时是共和国，有时是复辟。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勉强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当然，即使是现在法国与英国在制度安排和精神行为上仍存在很大差异。也许有人会说，美国不就是通过革命实现自由的例子吗？从表面上看，这是真的，但事实上，答案是否定的。美国革命虽然也被称为“革命”，但其本质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战争，而不是法国大革命意义上的推翻旧制度、改变世界的革命。美国革命只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是一场目标有限的政治革命。其目的只是为了摧毁英国。当其目标达到时，革命就结束了。而且，它没有进行社会革命，没有破坏原有的社会结构，没有消灭某个社会阶层。革命后，美国仍然沿用来自英国的普通法，仍然沿用来自英国的代议制，仍然保留了英国的混合政体和分权制衡。可见，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完全不同。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激进革命，那么美国革命就是一场保守革命。原作者/王建勋编辑/引言李永波/贾宁校对